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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长手术背后的医生

日期:2014年7月27日 17:58

 

连续12小时是常事,工作负荷大,生活质量差​

■新快报记者 肖萍  刘子珩

 

手术从6月21日上午9时开始,一直到22日下午5时结束,主刀医生陈建屏与助手陈松、陈靖创造了该院手术时长纪录。而参与这场手术室里马拉松的还包括6名麻醉医生、8名器械和巡回护士。​

 

这是那张著名的图片《32小时》发生的背景。​

 

更深远的背景,是杀医伤医案频发、医疗黑幕一再曝光以及紧张的医患关系。​

 

事实上,在国内任何一间大型医院都不缺乏类似《32小时》的案例。承受这些超负荷的工作,是一个医生职业成长的必经之路。而通过一次次手术,我们也可以一窥整个医疗行业与其从业者的现状。​

 

外科医生的职业病​

 

2014年初,医生王海军在做完了一台脑膜瘤手术后,左手肿了起来。这位神经外科的主任,面对的是一个停留在脑室内的肿瘤,巨大、坚硬,在事后的手术记录里,他写道“发现肿瘤,质地很硬,血管很丰富,分块切除”。​

 

“分块切除”四个字,他做了超过24小时。​ 王海军所在的医院,是位于广州市中心城区的中山大学附属第一医院(以下简称“中山一院”)。这所在华南地区算得上技术力量数一数二的综合性医院,承接了来自周边地区的各种危重患者,超长手术也不可避免是常有的事。​

 

这类重大的手术在一周前就开始了评估,患者的影像资料,家属的沟通,一样都不能少。​

 

手术那天的开颅时间是上午9时,在经过了手术团队前期准备,王海军从11时开始主刀。开颅的孔只有硬币大小,肿瘤却有苹果一般大,压迫着大脑内的血管神经,牵一发而动全身,只能“分块切除”。​

 

左手是王海军在手术时拿吸引器的手,需要时时用于吸除手术中出血、渗出物等。长年的手术使得王海军的左手只能保持一个姿势,他为此患上了肩周炎,左臂无法正常抬高,“大部分神经外科医生左手伤害都很大”。​

 

除了肩周炎,眼睛视力的下降也是工作带来的必然。神经外科手术是精细活儿,常常在脑部手术,容不得半点差错。长时间的集中注视,对体力、精神都是一大挑战。​

 

手术到了晚上10时,疲惫不堪的王海军短暂休息了一次,时间不到半小时。在超长时间的手术过程中,主刀医生负责了整台手术的思路与进展,他是最了解患者的人,即便休息,也不过是坐下喝喝水,并不能离开手术室。​

 

手术进行到第二天早上时,橡胶手套长时间的佩戴已经使得王海军的双手发麻,他的肩周炎的老毛病也在折磨着他。下午2时手术结束后,王海军的手臂已经肿胀。​

 

“那可能是个会减寿的手术”​

 

中山一院副院长何晓顺带领的器官移植科大概已经做了1000多例成功的器官移植手术了。但他忘不了2008年的那个肝移植手术。“那是个可能会让我减寿的手术。”他说。​

那个手术时长是23小时。身经百战的何晓顺也做过比这个手术时长更久的手术,但“这个是最艰难的”。​

 

一位严重肝病患者终于等到了配型成功的活体肝捐献者,术前的一切检查都提示这位捐献者身体状况健康,符合手术指征。问题出现在手术台上——当供肝者的腹部打开后,医生们才发现,他有轻微脂肪肝,而且肝组织不像正常人的健康肝脏一样有一定弹性,而是像豆腐脑一样,负压吸引器一工作,“一吸一个坑,还开始出血,这种时候的出血是可怕的,严重时会致死”。​

 

不要说死亡,就算供肝的捐献者因为手术落下了严重并发症,这对医生们来说,都是绝对无法面对的事情,“他不是病人,他是一个健康人,完全是为了救人捐献肝脏,如果他有事,我们都没办法承受。”何晓顺回忆说。​

 

只有两个选择:一是中止手术,但现在供肝者的手术都已做了一半,手术的创伤已经不可避免,而且那名肝病患者再等不到移植的肝脏,也无法再撑下去了;二是继续手术,但医生们可能不得不面对供肝者的死亡。​

 

跟家属沟通后,医生选择了继续手术。“外科医生的性格基因里就有冒险的基因,愈难愈强,越是困难越想挑战。”何晓顺说。​

 

正常且顺利的肝移植手术就是4-5小时,这个手术单是术程就进行了23小时。“差不多像绣花一样,一厘米一厘米小心翼翼地下刀,往前推进……”惊险难以言喻。​

 

手术是何晓顺和另一名教授朱晓峰共同主刀的,事隔多年,何晓顺还一个劲儿感叹:“幸亏有朱教授和我一起轮换,幸亏那时我比现在还年轻几岁,体力还行,幸亏那时候医患关系没这么紧张……否则肯定做不下来!”​

 

即使是这样,手术结束后,他仍然一头倒下,全身瘫软。“因为做的时候全神贯注,感觉不到累,一结束才发现全身酸疼,根本爬不起来,动都动不了!”​

 

所幸,冒险成功了,病人救活了。​

 

手术的马拉松​

 

6月27日凌晨3时,中山一院的医生朱庆棠走出了手术室。从前一天的早上8时开始算起,这个工作日的手术终于结束了。​

 

最后一个急诊的手术,让他颇为费神。那是在26日晚大约19时,一个只有14个月大的婴儿被送到了医院。他的小拇指被电风扇打断,父母希望能保住手指,但好几家医院都表示无能为力,除非截去。最后一线机会,婴儿送到了中山一院。​

 

在医学领域,断肢再植手术最难的技术是血管间的连接。人体的血管像树梢一样,越是枝节越是细,婴儿的小指尤甚。​

 

朱庆棠那天已经做了5台手术,婴儿来到医院时,他一天的任务即将结束。但急诊不能等,朱庆棠略作准备又进入了手术室。他再出来时已经到了第二天。​

 

“一般3个小时之内的是常规的手术,3个小时以上的算大手术,一般科室很少超过6小时,但是神经外科经常会有比较复杂的手术,时间就会很长。”朱庆棠告诉记者,虽然如此,但在医疗条件紧缺的今天,不管在哪个科室,手术都是一台接着一台,一次工作总时间超过12小时是医生的常态,“超过12个小时的手术每个月都有,七八个小时的每周都有。”​

 

6月22日福建的那台手术便是属于神经外科,那是一名60多岁的病人,经过检查诊断,医生们判断他可能患有脑动脉瘤和脑干附近血管母细胞瘤。而这两类肿瘤的切除均被认为是神经外科中的高难度手术,手术时最后长达到32小时,也印证了这一点。​

 

医生的超长时间工作,内容除了手术,还包括门诊、查房、教学、开会等,而手术最能反映医疗服务的现状,庞大的患者需求与相对紧缺与集中的医疗资源,造成了大医院的医生手术时间只能无限延长。​ “这是生活质量很低的人生”​

 

朱庆棠在三个月前也做过一台超过21小时的手术。那一个经历车祸的伤者,右小腿粉碎性骨折,连带皮肤、血管、神经全都一片血肉模糊,“就和腿断了差不多”。他要把伤者的腿保住。​

 

超负荷的工作带来的是生活质量的下降,像是一台不断轮转的机器,朱庆棠不仅休息时间被压缩,周末也常常需要工作,“经常一个电话又要回来手术”,其间便用快餐盒饭草草果腹。​

 

“这是生活质量很低的人生。”

 

何晓顺叹息着告诉记者。他不否认,随着年龄增长、经验累积,作为一家知名大医院的副院长、名声在外的医疗专家,相应的名利亦会接踵而来,但这一切与生活质量无关:“一天到晚在工作,年轻时做住院医生,24小时待命,现在手术、科研、教学、行政连轴转,周六日基本全部在开会中度过。”​

 

不过最让朱庆棠难过的还是患者与其家属的不信任。一个患者家属曾经在网上查过许多资料后,不时地对他提出治疗方案的“指导”,这让他哭笑不得。应付敏感的医患关系,比10个小时的手术,更让他疲惫,

 

“我还是希望医疗工作者能得到应有的尊重。”​

 

即使再来一个32小时,年龄、时长也不会让一名优秀的外科医生手抖,但不信任则可能会令他停止拯救生命的冒险历程。​

 

(转载自新快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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