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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晓顺:我和女儿都签了器官捐献志愿书!

作者:羊城晚报记者 陈辉 通讯员 李绍斌来源:羊城晚报 日期:2015年3月3日 15:09

中山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副院长何晓顺教授在中国器官移植领域绝对是“大腕”级的人物,他从1988年就开始对器官移植进行实验和研究,先后主持了多个载入史册的“亚洲首例”、“中国首例”器官移植手术。正是由于这个特殊的身份,他也是中国器官捐献发展的目击者和推动者。

今年10月30日,在杭州举行的“2014中国器官移植大会”宣布,我国的器官移植将以公民捐献为唯一来源,这也意味着公民器官捐献将进入新常态。在这个里程碑的时刻,何晓顺教授接受羊城晚报记者专访,对中国器官捐献的前世今生,以及推动工作中那些不为人知的艰辛娓娓道来,并就读者非常关心的捐献器官分配是否透明、公平,捐献者是否能够得到补偿和奖励等问题进行了解答。

A

30:1与5:1

中国器官移植在起步阶段,死囚捐献是重要的器官来源。但1997年之后死刑犯逐渐减少,与此同时,中国的人权事业在不断地改善、进步,使得死囚捐献这条路越走越窄。中国的器官移植该何去何从,在当时是个非常尖锐并亟待解决的问题。

何晓顺教授回忆说,也就是在那个年代,中国经济正处于飞速发展期,老百姓的寿命长了,口袋里的钱明显多了,在病房里经常遇到病人提出要做器官移植,这毕竟是解决许多终末期疾病的最后的、有效的手段。虽然器官移植价格不菲,但能负担得起的人越来越多。

这便产生了一个巨大的供需矛盾,中国当时一年有移植手术需求的患者约有30万人,但最终进行移植手术的人数不足1万人,也就是30:1。而在许多国家,这个比例仅仅是5:1。中国因此成为全球器官最短缺的国家之一。与此同时,有大量因车祸等意外脑死亡者的器官白白浪费掉了,中国要建立完善的体制来推动公民器官捐献已迫在眉睫了。

B

大名医去求小医院

何晓顺教授所在的中山大学附属第一医院(下简称“中山一院”)在2005年完成了中国首例公民器官捐献的肝移植手术,正是由于移植手术做得早、做得多,让他们对推动器官捐献的迫切性深有感触。在国家有大动作之前,他们在2008年就探索地开始行动了。

何晓顺回忆说,那时医生都是利用手术之余的时间去基层医院做工作,告诉他们器官捐献的重大意义,教他们如何给脑死亡者的家属做思想工作……“中山一院在业界是很牛的大医院,平时都是基层医院‘求’我们去会诊、手术,现在换我们‘求’他们了。当时国家的相关政策还没有出台,许多人不理解、不支持我们的工作,碰了不少钉子。”何晓顺教授先后跑过100多家大大小小的医院,宣传普及自愿捐献器官,他对当年的艰辛还记忆犹新。

2010年3月,中山一院正式成为中国器官捐献首批试点之一。我国相继出台了脑死亡标准、器官捐献流程……由于在政策方面开始“有法可依”,大环境发生了变化,何晓顺教授明显感觉到工作越来越好做,并渐渐步入正轨。

就在成为试点的当年,中山一院完成了32例公民逝世后自愿捐献器官的移植手术。到了2012年,这个数字上升到146例,在该院的记录中,公民器官捐献首次成为年度器官来源的第一位。2013年,中国全面启动公民逝世后自愿捐献,这一年,中山一院完成了202例自愿捐献器官的移植手术,一直领先全国。

“现在,每周我们经手的都会有一到两例成功捐献的,一般情况下,一例捐献会产生3-4个器官,现在公民逝世后自愿捐献已成为器官移植可持续的来源”,他说。

C

广东为何捐献最多

就在今年8月28日,原卫生部副部长、中国人体器官捐献与移植委员会主委黄洁夫在中山一院完成了一例肝移植手术,肝源来自深圳的器官自愿捐献者。据黄洁夫透露,截至今年8月27日,广东完成了458例器官捐献,位居全国第一。

广东为何会成为器官捐献最多的省份?何晓顺分析说,广东自古就是通商口岸,又是改革开放的前沿阵地,一直有开放的传统,与国际交流多,居民的整体素质高,有敢为天下先的精神,这是最重要的。另一方面,广东是经济大省、人口大省,交通发达,交通意外较多也有关系。按照一般规律,器官捐献的多少是与交通发达与否成一定比例的。

何晓顺对记者说:“广东器官捐献最多,媒体也有很大功劳。媒体这几年对器官捐献一直进行大篇幅的正面报道,营造了很好的气氛,老百姓都知道器官捐献是怎么回事了,我们现在下去做工作,一开口人家就知道我们要说什么了!”

他说,器官捐献事业绝对不是某一个群体、某一个组织的事,需要全社会的参与和支持。广东先走了一步,为全国提供了许多好的经验,广东专家经常受邀到全国各地讲课介绍经验。

D

器官分配如何做到公平、透明

我们身边有不少人,他们愿意去填写身后捐献志愿书,可又担心自己捐献的器官都给那些非富即贵的人用了。目前,我国器官分配真的能做到公平、透明吗?据了解,2013年全面启动公民逝世后自愿捐献。同年,国家卫计委公布《人体捐献器官获取与分配管理规定(试行)》,规定捐献器官必须通过器官分配系统进行分配。该系统以技术手段最大限度地排除人为干预,任何机构、组织和个人不得在器官分配系统外擅自分配捐献器官。

这套系统是如何运作的?何晓顺解释说,当有捐献器官即将出现时,电脑系统自动为每一个等待器官移植的患者进行打分,如病情的轻重、等待时间的长短、预后的好坏、年龄大小、血型的匹配度……综合分数最高的那几位会自动生成并跳出,医生会从中选择确定接受手术的人选。如果医生没有从这几位中选择,而是让某个人“加了塞”,系统即会“报警”。若多次出现,相关监管机构会进行调查,这家医疗机构会被处罚,甚至可能会从系统中被“剔除”出去。

E

捐献者家庭

会得到奖励吗?

我们都知道见义勇为者会得到奖励,义务献血者在日后用血上会有优先权,那么,器官捐献者的家人会得到怎样的奖励和补偿?何晓顺介绍说,我国目前对器官捐献、分配、移植以及监管都已有比较完善的体系出台,唯独补偿体系还没有出来,是因为这部分比较敏感、复杂,容易产生争议,目前法律、医学、伦理界专家仍在讨论中。

何晓顺透露,目前各界人士没有争议的是,器官捐献者在住院期间产生的医疗费用,以及包括殡葬费、遗体保存费等善后费用由受益人承担。存在争议的是,如果捐献者的家庭经济状况比较差且负担很重,受益人要不要给予经济上的援助,以及该援助多少。

有人会提出,如果给予经济上的援助,会不会成为变相的器官买卖,遇到家属狮子大开口怎么办?何晓顺给出他个人的看法:“我是赞同给予援助的。中国有自己的具体情况,很多捐献者是家庭经济的支柱,离世后,家庭往往面临生活窘迫的境地,给予一定的援助也是符合中国重人情的文化传统的。我也接触过不少器官捐献者的家属,他们提出的要求都非常合情合理,这说明绝大多数人都是非常朴实、善良的。”

至于捐献者家属未来可否享有优先使用器官权,困难家庭可否优先向政府申请援助,捐献者的孩子在教育上可否享有优先权……这些问题都在讨论中。何晓顺说,让捐献者的家庭不仅仅得到荣誉,也能得到切实的受益,这是符合伦理、符合中国文化以及国际惯例的。

F

我和女儿都填了

捐献志愿书

作为移植科的首席专家,日常的工作让何晓顺对器官短缺有着切身感受,他看到太多患者因等不到器官而死去,看到太多因亲人离去而给家庭带来巨大痛苦的例子。于是,他在劝说别人时更愿意身体力行,早已和移植科的同仁们签下身后捐献器官的志愿书,他认为这也是生命延续的另一种方式。

“我女儿正在读高中,我没有动员过她,她自己也填了捐献志愿书,她理解老爸在做的事!”说到这,何晓顺教授笑了,笑容中有温情,有骄傲。

何晓顺教授简介

现任中山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副院长,器官移植学科带头人,博士生导师,中央保健委员会专家。开展了亚洲首例成功的腹部多器官移植,被评为当年“中国医药科技十大新闻”之一。现已开展多器官移植21例,其中改良多器官移植16例,例数为全球第一!在国际上首次利用劈离技术开展“两肝三受”肝脏移植手术,即把两个肝脏“拆分”后“重组”,分别移植给三位受者。开展了国内首例单肝段移植,创造国内最小患儿肝移植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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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资讯的关键词为:器官移植 器官捐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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